父亲是一棵树(散文)
孙昌辉
听老辈人讲,在我出生那年春天,父亲在老宅屋后山坡上栽了一棵落叶松,据说当初这棵树苗只有一根筷子大小,在风中像一根野草。如今,50多年以后,这棵落叶松已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如今,那棵历经风雨沧桑的落叶松,在我心中已是一棵顶天立地的“父亲树”。
1996年11月中旬,我弟弟结婚的第三天早晨,我父亲突发心肌梗塞溘然离世。喜事和丧事在短短三天之间先后登场……
作为家中的长子,当时我如同坐在失重的过山车上,经历这场悲喜交加的变故,父亲生前那张冷面孔一帧帧地在我眼前浮现——
父亲生前,我很少见到他微笑。然而,在我弟弟结婚的日子里他却幸福地笑了,这个超乎寻常的表情令我惊讶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总是板着脸,从小到大,无论我在学校成绩如何优秀,甚至我把成绩单送到父亲面前,他都不屑一顾。久而久之,父亲那张冷面孔成为我最敬畏的印象。
父亲年轻时,脾气特别暴躁,若是在外惹祸有人找上门来,父亲从来不问青红皂白,就是一顿拳脚,尔后便是家常便饭的罚跪。为此,儿时的我很少跟父亲说话。而我父亲在我心中是个“两面人”,他对别人很谦和,对上门“讨荒”的人,他宁可少吃一顿饭,也要把食物施舍给乞讨者。
我父亲是一位冷面孔的儒雅文人,他是一棵沉默的树。
我身下有三位弟弟,还有自幼身体欠佳的妹妹。
记不清那是哪年,我对父亲的敬畏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逆转。
一次放学回来,我发现父亲独自在家啃着生硬的玉米面大饼子,粗糙的玉米面大饼子很难下咽,我见他吃一口,喝一口凉白开水,每次他去乡里开会都自带干粮,省下来的白面馒头他带回家中……
我家住在吉林省梅河口市西南偏僻的小山村。当年,父亲在“生产队”干一天农活儿的工钱,按“公分”计算,每个工时15分。这工值是生产队会计特殊工时费(那是按照年产总值和全年劳动力总工时计算出来的日工值,15分相当于8角钱人民币)
当年,我家上有老、下有小,一家八口人,可想而知,父亲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和唯一的劳动者,他承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楚。
我父亲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“秀才”,听老辈人讲,父亲17岁就是乡村教师,后来却离奇地放弃了教师工作。我父亲双手提笔能同时书写两种笔体的毛笔字,他珠算在全省竞赛中获得过名次,特别是他的水墨画《张果老骑毛驴》,一笔墨,皴擦勾勒浑然天成。
那时,农村缺少识文断字的人,因此我父亲成了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山村管账会计……
如今,我家老屋后那棵落叶松,在岁月钩沉中聆听往昔……
记得小时候,每年春节前几天,父亲特别忙。周边村屯和左邻右舍,纷纷送来一沓儿又一沓儿的大红纸,这都是用于书写对联的。最多的时候,我家的大红纸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每逢这时,年仅10岁的我,一边无声地帮父亲裁纸,一边折叠出“豆腐方块”印迹,好便于父亲书写对联。
父亲在写对联前,会泡上一杯粗茶,然后沉思片刻,在笔记本上写出对联文稿,每家对联句子的内容都不能雷同,父亲每次起笔运势都有一种激情,我在他遒劲的笔墨中,一遍遍地默念着每幅对联,每幅对联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。
有时我也拿起毛笔,写一些简单的文字,诸如:“福”字,“抬头见喜”之类的吉祥语。
农历大年三十的山村格外热闹,小孩儿拜年已成为习俗,每当我看见家家户户张贴父亲书写的对联时,就倍感自豪。
一次,我无意间听见父亲与挚友谈论书法,他说:“书法就像一棵树,头顶天、脚踩地,笔杆挺直,让每一笔的墨汁都焕发出活力才行。”
父亲一生留存的墨宝少之甚少,虽然我跟他很少交流,但他每一笔都写在我的记忆中。
记得改革开放初期,父亲被调到乡政府任农业经营管理站站长,他成了多面手,乡政府的会议纪要和宣传文稿,都由他亲手草拟,他的文章接连不断地在省市报刊上刊载。而此时,我已经成为了孩子的父亲,父亲始终用无言向我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如今,父亲去世已近30年了,我怀念父亲,总是希望能在梦里,梦见他那张熟悉的冷面孔,可是事与愿违,每次梦见父亲都是他的背影,一身中山装站在角落里,就像一棵大树。
一个父亲养育了5个孩子,他口挪肚攒地把每块钱存起来,都是为了儿女成家立业。父亲吸了大半辈子香烟,可是就在他离世的前半年,便把烟彻底戒掉了。我弟弟的婚事儿让他如释负重,他欣慰地笑了。
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离世那天,他躺在灵堂中央,嘴角微微上翘,这是他完成父亲最后使命的临终微笑……
父亲走远了。如今,我也成为了父亲,父亲在我心中是一棵树。
【作者简介】
孙昌辉,1964年出生吉林省梅河口市,大学本科学历,高级经济师。职业新闻记者,2003年至2020年任《中国产经新闻报》吉林记者站站长、主任记者,现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。
图为本文作者
编辑:筱 玶